香港二樓書店 > 浙東學術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

緒言（摘錄）

　　本書主要研究清初至清中葉中國思想史的一條主線──浙東學者的學術思想，並沿此主線上溯至南宋探其淵源。本書所收錄的，部分是十多二十年前的研究成果，部分則是近幾年的新著。主題是浙東學術，以南宋為背景，側重清初至清中葉一段，從萬斯同受黃宗羲之教「獨尊史法」，講到章學誠兼文、史而通之以「義」的進路。由於浙東的精神在於「史」，我運用相應的近於「史學史」的方法進行分析研究，著重學術人的生平、治史方法、歷史觀念等前後相承的發展研究，並且依循我在傳統漢學的訓練，以文獻學為基礎，同時強調思想史所著重的歷史與觀念互證的分析。我雜用上述的幾種方法，其實有方法論上的不得已，因為心性之學、事功之學、歷史之學都是浙東學術的核心內容。「心」、「事」、「史」三個觀念放置一起，提醒了我們認知活動的主觀性以及歷史知識與道德自覺之間的微妙關係。尤其歷史知識與道德自覺二者，是史家執筆寫史時，所無法迴避的重大課題。因為歷史考察的是人類的集體活動，作為人類的歷史家必將難以避免地將訓誨──不論訓誨的標準和內容是什麼──介入到史考、史纂等一連串的活動之中。史家對於史料，從解讀、比較、分析、重組，到下筆撰寫，內心的一把尺必然自覺或不自覺地不斷在作用著。如果像章學誠所說，「史」的精神是「切人事」，而不限於執筆寫史的話，那麼人類的德性根源以及自明此一根源（自明誠）的踐履之義是否獲得發揚，人文學知識能否契合於時代的脈動，可能也決定了人類集體命運是福是禍。上述所論，德性根源的問題可能不是專業史學家主要關懷，而史學方法也非哲學家所關心。有些問題到了專業學者的手上，專以某種方法切入，不免會得一而遺一。這就是我上文稱雜用幾種方法的原因。也許用廣義的「思想史」一詞來形容本書的性質比較適切──雖然我也常常用到文獻校勘（textual criticism）的方法。這是我將這部書的副題訂為「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的緣故。

　　我不得不承認，這部書採文史哲兼融的進路，在方法學上的混雜性（hybridity）其實是受到我的研究對象──浙東學者──的影響。他們大多身兼哲學家、經學家、史學家、詩人等多重身分（這也是中國傳統人文學的特色），在他們身上，「知識」與「道德」呈現出多樣的形態。他們也常強調二者之間存在一種複雜的關係，不可分割──「道德」的完成是大我（包含宇宙、國家、社會、家庭）的確立而不是小我的孤立──如此，德性最高的體現有賴於知識的擴充，而知識的擴充又必須有德性的自覺為輔，經書和史籍的研究，更開拓了人文知識的縱深。學者追慕的境界中，知識、道德即成為一種立體、活動、自由而具有創造性的狀態。這真是人文學者的理想。

　　清初至清中葉浙東學者以史學或史學精神為核心的學術規模，並不限於狹隘的歷史纂輯之學，而是強調史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複雜而動態的關係，舉其要者有四：

　　其一在於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的融和，也就是道德與知識的整合；

　　其二在於經世的精神，從文史之學的變動性和當代性，推衍至文化意識在歷史研究與實踐中的弘揚；

　　其三強調史料鑑別與史筆文辭的平衡和結合，從「事信、言文」至於「文、史」之兼通而突顯「義」；

　　其四從著重易代之際故國遺民史事的整理，發展至對中國文化史、制度史、文獻史、地方志的全面反思與融貫。

　　上述是我試圖總括浙東學術的四項特點。浙東學術這一段發展，也印證著清代學術思想史的發展與變遷，包括從清初慢慢從宋明理學蛻變的痕跡，朝代遞嬗經緯世宙的呼籲，發展到清中葉的專門漢學之中埋伏了整合其他學術研究（如先秦諸子研究），透顯出歷史文化的關懷。所以這部書和我另一部著作《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有一種承續的關係。本書第七章〈論戴震與章學誠的學術因緣──「理」與「道」的新詮〉恰好是這兩部書相緊扣的一個關節。在研究方法上我看重文獻的分析與解讀。這可能和我屬傳統中文系出身，長期接受漢學的訓練的緣故。「閱讀」是一種看似單純、實則複雜的精神活動。它是一個「理解」的過程，是讀者透過文字與千百年前的作者之間與世隔離、默默無語的交流。經過數十年交流，再透過文字的分析，我重新詮解了中國近世一批籍貫浙江的知識分子的經史之學，也為中國近世經典詮釋傳統（hermeneutic tradition）提出一個視界。

　　浙東學者研究《周易》的成果也很豐碩。讀者如需要參考浙東學者關於《周易》圖象之學方面的成果，可參我另一部書《易圖象與易詮釋》，這部書就不再重複了。《易》圖涉及儒道思想互動的問題，像黃宗羲的弟子之一仇兆鰲除了完成著名的《杜詩詳注》外，亦集注《參同契》，從事道教文獻的研究。關涉的課題隱然與浙東學者從儒家思想判別出道教思想的關心，有密切關係。浙東學者師弟子對道教信仰的涉獵、吸收與排斥，為中國東南沿海各種宗教思想活躍傳播的文化現象，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從明清之際儒道對話再深入探討，將有利於我們更真切認識十七世紀中國民間宗教的活動。

　　本書各章多為舊著重寫而成，加入了我最新的研究，部分題目或亦已重訂。因此原發表在學術期刊的原文只能作參考。我生於香港，祖籍廣東省中山縣，並非浙東人。研究浙東學術，主要還是對於「明末清初」以及「經世」這兩個課題的興趣，完全談不上任何鄉邦文獻情結，更沒有預設一種對於研究對象一味吹捧的「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心態（我向來反對這種研究態度）。先師何佑森教授早歲研究學風的地理分布，其理論預設，就是認為任何人的生活，都必然與當地風土習尚存在若干內在聯繫。這可以說是鄉邦文獻廣泛的精神意義。任何一地域的文獻，都必然具有某些有別於其他地方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但也必然同時具有某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universality）。這兩方面的精神意義，表面看是相反的，其實往往是並存的，都值得人文學者探索、了解和學習。我和浙東學者時空各異，「素昧平生」，但十九歲第一次讀到《文史通義•書教》，深受感動，當時心神的激盪，至今記憶猶新。我一直很欣賞章學誠〈浙東學術〉一文的「切人事」三個字。「切人事」的觀念，和〈博約〉篇所講的「天性、至情」的「性情」之論，頗可互喻。「性情」植根於每個人最初源也是最深沉的內心世界，誰能真誠地抉發內心的這一點光輝，擴而充之，不論從事任何事業，不管其成就大小，都是一種「自我」的完成，都會蘊涵光采。這是人生最浪漫、最可貴之事。對於具有強烈的時代感的知識分子而言，「自我」之完成，又必然與時代息息相關。每個人的個性各不相同，時代環境又不斷變易，與日俱新，那麼知識分子也必然有不同的事功表現。學誠〈浙東學術〉所謂「面目迥殊，各有事事」即指此。我在〈浙東學術名義檢討〉一文中發揮了這個意思，作為浙東學術的概括描述。二○○六年湖北大學副校長周積明教授在《漢學研究通訊》發表了〈清代經世思潮研究述評〉一文，指出我的論斷「揭示了『經世』才是浙東學派的精神主脈，這一見解是關於浙東學派最新也最具說服力的研究成果之一」。積明教授的讚語我是當事人不能置一辭，只能說空谷足音，彌足珍貴，讀到一位老朋友的知音之言，心裡是很安慰的。不過一彈指頃，上距積明教授發言又已十年，韶光流逝之速，能不令人感嘆！

　　本書所收錄的十個篇章，既有有心栽花的成果，也有無心插柳的創獲，各篇章陸續寫成於二十年之中，雖非出於一時的嚴密構思，但因為個人精神的前後貫串，竟然也隱然形成一個整體關懷。

　　就像章學誠自稱自少至老某些觀點未嘗改變的經驗一樣，隨著歲月的飛逝，我對「浙東學術」的研究也有些從未更易過的觀點。當然，年齒漸長，人生體會愈多，對於讀書人如何在冷暖人間，踽踽找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領會也愈真切。懷抱這樣的心境閱讀學誠和其他明末清初的學者，我有了一種隔代知音之感。

　　從一九七九年我開始讀《文史通義》至今三十餘年，世界秩序急遽改換，知識體系也陷入了劇變。人文學的基礎研究中，靜態地去探討一個歷史的課題，往往已不再能喚起新一代年輕人的興趣。在「切人事」三字箴的警示下，作為學術界的資深耕耘者，我不能不重新反思這部書的意義。當然，從傳統史家看來，歷史的經驗有鑑戒的作用和價值，但治史而講鑑戒，好像在今天也已成為陳腔濫調。問題在於，人類集體行為是否不斷因循著某種模式，而使得過去衰敗的經驗能提供未來人類作為一種警示？而關鍵在於，人類社會尤其是最新二十年因為種種因素而有別於過往數千年。基因工程改變了生命的型態、資訊科技改變了社會的結構、航天技術縮短了世界的距離。歷史的陳跡，真的能供新一代文明人作為行為的鑑戒嗎？這恐怕有很大疑問。不過話說回來，「切人事」的精義在於，它預設了一個變動的、未知的世界。任何時代的學者，都應該要目光炯炯地觀察當代的特殊性，適切地調整學術的內容與方針，這才是「經世」的核心價值。

　　浙東學者治學的共同取向，從南宋開始，大多著意於文獻、經世、事功三者，金華文獻之傳，永嘉經制功利，永康事功之學，約可作為概括。他們既反對空談心性，亦不只求讀書明理，而是普遍重視歷史經驗，強調在文獻基礎上講求人文之學的實效，歸約為「經世事功」之旨，鮮少作虛浮的德性之談。這樣的取向，黃宗羲、萬氏兄弟、全祖望、章學誠在不同的向度發揚光大，朱舜水更將這種學風傳播到日本，對幕末日本思想界和教育界產生重大影響。而與宗羲、舜水年代相若的日本古學派學者，也有回歸經典、重視歷史、重視文獻的價值取向。出現在十七世紀東亞地域的這種學風，具有複雜的面向和意義，仍然值得二十一世紀初的我們探討。

　　〈浙東學術〉篇所述的浙東、浙西源流之說，上溯朱陸，區分博雅與專家，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余英時老師《論戴震與章學誠》、先師何佑森教授〈黃梨洲與浙東學術〉均有批評，後人接受此一譜系之說者並不多。但我試著從另一角度考察，發現章學誠與陸九淵的確存在著有趣的共同點，就是對於儒家尊經思想的抨擊。我們知道朱熹遍注群經，對儒家諸經都有精深的研究，而《象山年譜》淳熙二年條引朱亨道書記朱陸鵝湖之會：

　　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

　　九淵「堯舜之前何書可讀」的確是一個尖銳的質疑。儒家道統說所臚列的聖王，周武王以前尚未有經書，那麼儒家深心禮拜的「道」，雖說是經中之至理，經文之所載，但推溯其源，畢竟無法盡被經書所規範制約。我不知道陸九齡（「復齋」是九齡的別號）何以要止住這個有意思的問題。九淵之問，不啻從「道」這個具普世價值的觀念，去質疑「經」的權威性。而學誠〈浙東學術〉也說：

　　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

　　據〈經解中〉，學誠觀念的「經」，實皆為「制度之經，時王之法」，故「六藝皆周公之政典」。然則推至周公以前，尚未有《六經》之時，當亦有「時王之法」可言，唯此「時王之法」見諸實踐而不見諸文字。正如〈經解上〉說：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為治為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

　　和九淵的理學觀點不同，學誠所持的是史學觀點。「經」既然取經綸、經紀、經世之義，那麼後儒尊經，而謂之「載道之書」，卻不知道「經」之所記本為聖王建立之制度，本於人類社會文明演進的需要而創造，都是切合人倫日用的實踐實跡。學誠特意從歷史的角度追溯「經」的歷史本質而批判後儒尊經的行為。陸九淵治理學，亦著重實踐，描述自身善於治心、治性情，而治史志之學、文獻之學的章學誠在〈博約〉篇中也自稱其治學源本「性情」，在〈浙東學術〉中又引陸九淵為浙東譜系之始，二人論學又都批判後儒尊經的思想，這都是異中之同。只不過，九淵歸宿於「心學」，學誠則提倡「經世之學」，則又有同中之異。這也是饒有趣味之處。

　　從我開始追隨先師何佑森教授研究浙東學術至今，倏忽三十載，佑森師已仙逝多年，我也從臺灣大學退休，轉返故鄉香港，轉服務於香港教育大學。邇來忙於校務，學殖荒落，深感愧恧，有負當年先師的期許。謹藉卷首，以誌涯略。佑森師病中為拙著題耑，是他畢生唯一一次為專書題字，倍邀光寵，謹此向遨遊於芴漠的先師，叩首深謝。